这时的科举尚在起步阶段，阅卷也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制度，批卷方式也比较简单。

在评阅试卷时，考官只需要在回答正确的卷子上，大大写一个“通”字；在回答错误或没有回答的卷子上，批一个“不”字，考生的命运就在那一刻被定格了。

由于程序简单，把关不严，这就给考生的录取之路，提供了“便利”。

也就是说，考生能否及第，和卷面成绩关系不大，主要取决于社会声望和人际关系。因此，考场外成了考生们发挥“余力”的关键。

在开考前，很多应试的举子带着自己的大作，特意登门拜访那些权贵和知名大儒，以期获得这些大人物的推荐，进而顺利金榜题名。

然，因一年前魏王抨击科举不正风气，导致今年“行卷”、“请托”之风一夕之间消失殆尽，加之有不少人盯着今年的省试，少不了要重新重视卷面成绩，至少不能再出现去年户部尚书之子陈义则那种情况。

策文五篇，三篇通过方为合格，陈义则却只答了两篇，竟然金榜题名，还名列金榜第三，这等明晃晃的把柄，不是自找死路么？

阅卷官为今年知贡举户部侍郎姚崇正，以及吏部侍郎杨贯之、礼部员外郎韦易仁、左司郎中曹敬、中书舍人贾章等四位同考官，他们都是四、五品官阶的大员，可谓官场老油条了，彼此自是心照不宣，不论举子的社会声望和人际关系如何，首先五篇策文未答三篇者，一律批一个“不”字，视为落第。

这样一来，加上第一场和第二场考试淘汰下来的，真正能进入最后角逐的举子不过三百六十人，乃参考总人数的五分之一，其中女举子更是只剩下五人而已。

因为按照惯例每年都会酌情让一个女举子上榜，女举子人数又少，加之考官历来对女举子的不重视，一般情况下都会先阅完男举子的试卷，再看女举子的试卷，最后定排名。

在今年这种非常时期，五位考官既是暂被栓在一起，又彼此监督防备，遂为防自己无端担上责任，自是一切按照旧例为好。

于是，五位同考官都有志一同地忽略了今年女举子十分不同，有一位乃雍州解元，仍然照旧先阅男举子的试卷。

五位考官，阅三百五十五份试卷，阅卷工作量并不算大，又到底受多年来以社会声望和人际关系录取的影响，不过三天时间，便无甚争议的选出二十七名男举子最终及第，甚至五位考官还十分意见一致的排出了前十名。

到了第四天，五位考官才准备批阅硕果仅存的五位女举子试卷，并打算一起确定了最终榜单名次。

得益于科举阅卷差事，五位考官都不用清早八早的去上朝，不过这期间却得食宿在皇城里的尚书省衙门。

这时的公务员待遇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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