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宝七年（公元974年），继承后周开拓之势的大宋确定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先后攻灭了荆南、湖南、后蜀等国，又出动大军攻打已经自降封号的南唐。

宋军兵围金陵城，唐军负隅顽抗，大宋太祖皇帝赵匡胤下诏，命南唐后主李煜来汴京朝见自己，实际就是劝降。

李煜担心一去不复返，不敢奉诏，乃遣其国吏部尚书徐铉入朝。

徐铉对于便殿，述江南事大之礼甚恭，徒以被病，未任朝谒，非敢拒诏。

出身军汉的赵匡胤却不愿跟弱者继续磨磨唧唧，直截了当地挑明了自己的目的。

“不须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可许他人鼾睡！”

自此之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便成了强者肆意欺凌的弱者的绝佳借口。

一百五十多年后，由宋臣造反起家的徐泽北伐灭辽，坐拥京东和燕云，又全取两河，并力压金、夏、高丽、日本等国，成为当世最强之国。

只要稍微懂点历史的人，就能明白立国后一直在飞速扩张的大同帝国肯定不会放弃“天下一家”的努力，其下步目标必然是软弱无能屡屡割地求和的大宋。

风水轮流转，这回轮到大宋王朝成为大同帝国“卧榻之侧”的“酣睡者”。

危机感极强的教主道君皇帝最是清楚自己的处境，并且未雨绸缪，早几年前便启动了迁都计划，却因臣子们不愿放弃切身利益而一再受阻。

之后的事态发展证明了赵佶不愧为赵氏子孙，对太祖皇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句话的理解远超他人。

只不过，大同帝国的动作比赵宋君臣预料的还要快还要急。

宣和七年正月，刚刚全取河东和河北，尚未完全消化这两地的大同帝国便传出了大规模扩军的消息。

自徐泽公开造反后，宋军在战场上一败再败，赵宋朝廷只能反复割地赔款，试图喂饱徐泽以求喘息之机。

事实证明，割肉饲虎只会让老虎更加贪婪。

幻想两国和平相处的赵宋臣子被这一计响亮耳光打醒后，总算意识到教主道君皇帝的先见之明，同意迁都，却又在具体方案上扯皮。

两个月后，大同帝国借口护航南粮北运，出动海军攻占赵宋通州崇明镇，封锁长江入海口。

惊获此消息，教主道君皇帝赵佶当即抛下了屡屡拖其后腿的朝廷，带着御营匆匆逃到陪都临安城，由此引发了东京百姓大逃亡。

经历此乱后，聚天下之财而兴盛的东京市场迅速萧条下来。

百姓生活质量急剧衰退，加之守备兵力大减，很多人盼着同军赶紧南下轻取这座七朝古都，以早日结束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

为了在“即将爆发”的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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