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天下和治天下的要求并不一样，但本质上都是收拾天下人心。

不同点在于治天下是想办法维护天下人心稳定，以确保国祚持久，必须在一定的框架内做文章。

跳出框架之外掀桌子还能不乱套的操作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驾驭。

所以，面对王朝中期的积弊问题，绝大部分的改革只能是修修补补，凑合着给帝国续命。

而打天下的手段却可以更暴烈，不用太顾忌陈旧的坛坛罐罐，甚至还必须打破一些坛坛罐罐，才能让新王朝更有生命力。

在打天下的过程中实在无法争取人心时，也可以用屠刀杀死一切反抗者，以这种极端的手段获得剩余的“人心”。

至于之后如何稳定人心，则是治天下的问题。

大同王朝显然不是那种低级野蛮的政权，徐泽也不屑于使用这种副作用极大的极端手段——尽管在其人打天下的过程中早就杀人无算。

秉承正乾皇帝的旨意，武松一面拒绝兴中府和宜州包藏祸心的纳土之请，一面又干涉金军前来平乱，看起来很矛盾，其实有内在逻辑。

其人此举，既是避免在外交上不授人以柄，也是因为争夺人心的需要。

辽地的社会结构不同于宋地，不能以宋地的常识判断辽地发生的事情。

受限于统治根基浅薄和文化传承不足，辽国的政治结构相对简单，朝廷对地方、官府对治下的管理都很脆弱。

为了有效控制庞大的帝国疆域，辽国统治者不得不向境内的各种势力让渡部分权力，以换取他们的效忠。

这种权力分配模式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在草原和苦寒深山等汉人难以扎根的地区，表现为保留部落血脉贵族制度，允许“国中之国”的存在。

就连皇帝直属的宫帐斡鲁朵，组织形式大部分也是分散各地的部落，并且“立宫置使领臣寮，每岁所献生口及打虏外国所得之物尽隶宫使”。

而在燕云等汉人聚居之地，则表现为依靠借助世家大族的力量，其中最显赫的有玉田及安次韩氏、昌平刘氏、医闾马氏、卢龙赵氏、平州张氏等。

这些大族降辽之前已是官宦世家，投降契丹后又为大辽建国和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大辽朝廷则回馈他们的子孙世代高官的政治利益。

有了官面身份，再加上相互联姻、舆论掌控、经济垄断等手段，大族就能进一步把持地方事务。

因而，辽国朝廷对社会底层的掌控力实际极其有限，这种政权组织模式自然是弊端极多，但符合辽国的国情，也便于其早期扩张。

历史位面，北宋数次北伐，都遭到了燕云汉人的极力抵抗，很大一方面就是因为赵宋给不了燕云世家大族如辽国一样的政治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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