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王朝采取何种政权组织形式，都改变不了其本身是某一部分人或利益集团构成的共同体这一事实。

而构成“大宋利益共同体”的，不仅有坐在皇位上的天水赵氏、通过科举入仕的文官士大夫、荫庇出身的各级官员、掌握生产资料的地主等。

还有源自五代恶习，一直没能根治的将门和军头，而府州折氏又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不过，此时早就不是“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五代末世，在大宋太祖、太宗一系列天才的改革下，五代时高高在上肆意毁灭一切的武人早就被打落尘埃。

在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大宋，就算底蕴深厚如府州折氏的将门，也要通过供子弟入学考取功名来推进家族的转型。

正常情况下，将门即便掌握着部分军队，也没有实力与朝廷分庭抗礼，甚至公开发出自己的声音都不敢。

但大同的强势崛却改变了大宋的一切。

面对战无不胜的大同政权，教主道君皇帝不敢抵抗，屡次屈服于徐泽的淫威之下，一再向徐泽出卖赵宋王朝的利益。

这个世界上，一成不变的政权组织结构是不可能存在的，再稳定的政体，其权力分配的模式和比率都会因人因时因事而不断变化，始终处于动态的平衡或失衡之中。

赵佶贵为天子，却惧怕反贼徐泽入骨，自己放弃了天下共主的尊严，大宋王朝内部的权力平衡必然会因其人的自甘低贱而被打破。

当然，这种权力失衡并不意味着除了徐泽还有谁能够取代天水赵氏坐天下。

曾经，樊瑞、方腊等野心家见京东路李子义造反，看到了天下大乱浑水摸鱼的大好时机，急不可耐地跳出来搅风搅雨。

结果，都被徐泽教他们“重新做人”了。

就算要改朝换代，强势的徐泽也要自己亲力亲为，绝不允许任何“盟友”为推翻腐朽的大宋而抢自己的戏。

所以，大宋王朝的权力失衡更主要是体现在统治阶级内部裂痕。

从屡禁不绝的《大同说》再度公开流传，到一些臣子重新思考徐泽崛起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再到境内人才争相逃入大同境内……

王朝内部的裂痕一旦出现，便再难修复。

相对而言，被大宋朝廷一直当贼防的将门和军头们在王朝遭遇覆灭危机时，不仅没有再出现刘法这样给朝廷甩脸子不听调遣的情况，反而表现出了应有的担当。

无论是平定剿不胜剿的各地民乱，还是勤王保驾应对同军的数次威胁，丘八们的表现都可圈可点。

究其原因，却不是大宋养兵百余年收获的“忠诚”，而是“利益”所在。

世上的聪明人何其多，折可求能看到大同与大宋的不同，知道徐泽建立的新王朝绝对容不下府州折氏存续下去，其他人多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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