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案件，两条人命，各有心思的君臣。

闹得最后，内阁首辅下野，总参谋长被罢。

天底下的人都觉得皇帝是不是老了、昏聩了，这是什么滔天的案子吗？是需要如此大动干戈甚至不惜动摇国本的案子吗？

三五计划还在推行、西北、西南都在打仗，这个节骨眼上把杨士奇和朱棣踢出中央，只是为了给老百姓出口恶气？

为民如子、为民伸冤不是这么来的。

这不是治国，这是戏曲舞台上的过家家。

没人能读懂朱允炆的心，只有当时在谨身殿的几名内阁阁臣。

这起案件中释放的政治信号是极其多的，绝不只是案件本身朱高燧醉驾撞死路人这么简单。

案件只是一个引子，引出来的是皇帝、内阁、新旧官僚体系转换对整个正在进行蜕变中国家的行使统治方式是否需要改变的反思。

杨士奇搬出了他的内阁首辅大院，这个他居住长达十四年的家，踏上了返回江西老家的归途，而在离开之前，杨士奇如愿等到了许不忌，并与后者聊了整整几个时辰。

在自家那颗巨大的榕树下，那个十几个春秋中一直陪着杨士奇在政治、宦海中沉浮经历国家沧桑巨变的遮天大树。

想要搞明白朱允炆为什么要这么做，首先需要复盘整个案件发生过程中的参与进来的人物。

朱高燧行凶对整个国家来说简直是小到近乎微乎其微的案件，也根本不是这次政治动荡的主要原因，所以朱高燧这个引子反而是存在感最低的，没任何值得一提的地方。

然后第二个出场的人物，也是这起案件的第一责任人，应天府尹王雨森。

整个案件中，王雨森的表现没有值得加分的地方，也同样没有减分项。

当他得知案件的第一时间，杨士奇、许不忌、朱棣、徐辉祖都到了，这四个人联袂到场，相当于是整个大明所有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团体都到齐了，下一步如何走已经不是王雨森说了算的。

就好比包拯铡驸马案，姑且咱们当他是真的，那老百姓看到的永远都是最终结果，也就是陈世美血洒狗头铡，正义得到伸张，坏人伏法。

那身背后的事，便是包拯代表的宋朝士大夫阶级跟赵家王朝的皇权角逐和交互，没有任何人知道赵家到底跟士大夫阶级达成了哪些默契，最终交到包拯手里的，就是将陈世美处以死刑。

所以，包拯只是个执行者，而不是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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