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水河，这条流经临猗全境的河流静静的在小村的边上流过。凌晨三点钟，团部刚刚经过了一次转移之后，在一个名为百里营的小村庄驻扎了下来。安定下来的老潘心情十分的焦躁，因为怀表上的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日历已经翻到了1940年12月27日，过了今天，到了28日决定新四军军部命运的新四军军分委会议就要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于1941年1月上旬新四军军部才开始北移……

对于项英迟迟不率部北移的原因，史学家分析是项英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受到王明右倾错误的严重影响，抵制执行**中央关于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强调皖南特殊等。但是还有人认为，仅仅作这种分析是不够的，还要“研究历史的、现实(指当时的现实)的、国际的、国内的、个人的种种因素”，要“进入人物的心态”来进行研究。那么，项英当时的心态究竟如何？既未留下片纸只字，也不见有人听到项英的任何流露，尽管我们可以对之进行分析和揣测，但不能作为信史，项英其时最真实的心态恐怕这实在是永远也解不开的千古之谜了。日军现在的行动基本上已经可以肯定，就是得到了消息，准备在这次事件中浑水摸鱼，历史上记载是对集结起来准备对付我军而疏于防范日军的汤恩伯部进行攻击。但是随着自己的到来，历史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凡是自己掺和在里面的的事件，都会不约而同的出现“蝴蝶效应”。所以老潘根本就不敢肯定，在这个时空中的日军是否还是和原来的行动一致……

但是据史实记载，早在一九四○年下半年，主席早就从对国内外局势的分析出发，一再向党内发出警告：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来应付突然发生的事变，应付最危险最黑暗局面的到来。这种危险果然很快就出现了，那就是国民党顽固派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同一年前那次***不同，这时斗争的焦点已从华北转移到华中。

既然主席早就对此事提高了警惕，而且曾经多次就此事和新四军军部项、叶二人就此事多次电文往来，中央也对当前的局势有着清醒的了解，那么老潘认真的研究了军事地图之后，认为虽然不宜直接将“皖南事变”直接向中央汇报，但是将第三战区的异常的兵力调动情况还有日军相应的调动情况进行汇总之后，以情况通报的形势发给晋察冀军区转发中央，并且在情况通报的后面加上自己隐讳的分析，将上级的注意力吸引到正在准备北移的新四军军部身上。这还是有可操作性的。想到这关乎着几千将士的生命之后，老潘顿时顾不得想其他的了，马上自己动手起草电文……

老潘在洋洋洒洒几千字的电文中写到：

……据大量的情报可以证明，国民党第三战区，现在正在进行调动，调动兵力足足有着七个师，调动原因不明，日军两个师团正在进行集结，作战意图不明，鉴于岗村宁次对晋察冀军区发起的百万大战尚未结束，日军集结的目标可能有两个方向，第一是我军，也就是进攻晋察冀军区，但是据军区反扫荡战报显示，我军采用坚壁清野，以及各式各样的游击战，运动战方式，将日军二十余万的主力拖在了太行山区，日军本就为后勤补给以及师老无功而头疼不已，现在再度增加兵力完全没有意义，而其他的方向我军还没有值得两个师团的日军攻击的目标。因此我们可以大胆的判断，日军的目标极有可能是国民党第三战区。第三战区的情报系统比之我方应该毫不逊色，应该能够得到这样大规模的日军集结调动的情报，但是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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